
在第二次大“圍剿”失敗后,蔣介石幾乎沒有給工農紅軍任何“喘息”的機會,就緊接著開始部署實施第三次大“圍剿”。
1931年6月6日,蔣介石發布《為“剿匪”告全國將士書》,聲稱要“戒除內亂”、“剿滅赤匪”。
第三次大“圍剿”,蔣介石親自出馬任“剿匪”總司令,在戰略戰術上:一是集中包括自己嫡系部隊在內的30萬空前規模軍事力量;二是采取“東西封鎖、由北向南”推進策略,一改第二次大“圍剿”時“步步為營,穩扎穩打”之方針,“厚集兵力,分路圍攻,長驅直入”,妄圖“分路圍剿,先將匪軍主力擊破,搗其匪巢,然后逐步清剿”,“再圖根本肅清”。

面對國民黨軍隊突如其來的進攻,紅軍指戰員既未在苦戰后得到休整,人員也未得到補充。更重要的是,紅軍大部隊正遠離根據地,遠在閩北和閩西一帶做群眾工作。
面對嚴峻的形勢,毛澤東、朱德沉著冷靜,在有條不紊地將軍隊收縮集中后,繞道千里,揮師贛南。
由于國民黨軍隊行進速度很快,我主力紅軍向贛南根據地前部和腹部集中,已然無法實現。
面對危機敵情,毛澤東斷然決定,再次實行“千里大迂回”,沿閩贛邊界武夷山脈南下,到根據地南部瑞金再折向西北,直插敵軍背后。
“千里大迂回”、繞道千里、回師贛南,為紅軍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。在如何打破敵人圍攻的策略上,毛澤東確定了:
第一,以由迂回敵軍側后改為中間突破,以少量部隊向贛江佯動,造成敵人錯覺,主力紅軍穿越南北強大敵人之間的20公里空隙,在跳出敵人包圍圈后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,將毫無戒備的敵人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徹底殲滅,由此取得了第三次反“圍剿”初戰——“蓮塘戰斗”勝利。
第二,發揚連續作戰精神,當天下午一時,又發起“良村戰斗”,殲滅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師大部,擊斃副師長魏我威,參謀長劉家祺。
第三,利用“蓮塘戰斗”和“良村戰斗”兩次勝利,調動敵人兵力東向,主力紅軍卻悄悄揮師向西,逆向而行,打擊敵人后方薄弱之處,經過三天長途奔襲,一舉殲滅敵毛炳文師兩個團。
從八月七日至十一日,紅軍連續取得“蓮塘”、“良村”、“黃陂”三戰三捷的勝利,重新奪取了戰爭的主動權。
第四,聲東擊西,利用蔣介石、何應欽“深恐我軍東出撫州”之憂慮,以紅十二軍偽裝為主力,大張旗鼓向樂安佯動,裝出必攻臨川之勢,調動敵軍向東北方向馳援,而我主力紅軍尋隙一路向西疾進,經過一夜急行軍,再次跳出敵人包圍圈。
攀山越嶺、忽東忽西的紅十二軍,牽著敵人的鼻子,將“肥的拖瘦”,“瘦的拖死”。精疲力竭、士氣低落、已無力與紅軍作戰的敵軍,在“兩廣”方面聯軍進攻湖南情況下,于九月四日退卻。
國民黨軍隊退卻,正好是紅軍反擊的大好機會,在毛澤東、朱德的指揮下,紅軍又進行了“老營盤”、“高興圩”和“方石嶺”追擊戰。
至此,第三次大“圍剿”又被我英勇紅軍成功打破。除了“高興圩”之戰打成對峙戰,紅軍六戰五捷,取得了輝煌勝利。
研究學習反第三次大“圍剿”,研究毛澤東戰爭指揮智慧和藝術,在戰略上得到如下啟示:
第一,戰略的靈魂是主動權。
戰爭指導一條極為重要的原則是,力避被動,力爭主動。戰爭中的主動權,集中體現為軍隊行動的自由狀態。
毛澤東曾經說過,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,失去了這種自由,軍隊就接近于被打敗或被消滅。
縱觀第三次反敵大“圍剿”,從疲憊之兵被動應戰“十倍”于己的優勢敵人,從“遠離根據地”,“千里大迂回”,再到“兩次”在強大敵軍“空隙”之間大膽穿插,紅軍終于抓住了敵人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師——上官云相這個“弱旅”,“蓮塘”、“良村”、“黃陂”三戰三捷,使一直處于被動狀態下的紅軍重新奪取了戰爭的主動權。
《兵法》云,“善戰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在企業經營中也是如此,“進退裕如”永遠是企業經營的最佳狀態。相反,“羚羊抵藩”“不能進不能退”的“經營困局”,一定是“忘記了主動權”,“喪失了主動權”的結果。
想當年,任正非孤注一擲研發“3G”,遲遲等不來“3G”牌照的任正非差點跳樓,巨大的壓力是他“十年抑郁癥”的根本原因。
但是,熟讀《毛選》的任正非,為了重新奪回企業經營的“主動權”,采取了“打到外線去”,開啟了“走進亞非拉”,“雄赳赳,氣昂昂,跨國太平洋”的“國際化”之路,由此奪回了“主動權”,華為公司躲過了創業以來最大的“生死劫。”

第二,奪取戰略“主動權”的核心,是“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”。
建國以后,毛澤東曾說過:打仗沒有什么神秘,打的贏就打,打不贏就走,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什么戰略戰術,說來說去無非就是這四句話。
“打的贏就打,打不贏就走”,說的是“靈活機動”;“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”;說的是積極主動。
在整個第三次反敵大“圍剿”中,可謂險象環生,步步驚險。無論是“千里大迂回”,還是“鐵錐鉆牛角”,還是“對敵逆向行”,所有這一切,皆是為了在“積極主動”中,實現“靈活機動”,在“靈活機動”中,掌握“戰略主動”,從而達到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“自由狀態”,依此實現“消滅敵人”、“保存自己”的戰略目的。
在企業經營戰略中,為了擺脫“同質化”的“被動命運”,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戰略學教授邁克爾?波特,在其戰略學名著《競爭戰略》中,提出了“差異化”、“聚焦”和“低成本”三大戰略。
其實說來說去,根本還是個“差異化”問題。與波特的學究氣不同,毛澤東以偉大戰略家“舉重若輕”的胸襟,輕輕松松的告訴我們:戰略的取勝之道就是: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
你打你的,我們不能左右;我打我的,需要我們企業家好好的費一番功夫,拿出“我打我的”那一套“獨特的絕活”來。
否則,接下來的局面一定是不可避免的“戰略被動”。
跟毛澤東學戰略?反第三次大“圍剿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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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匠客工程機械
在第二次大“圍剿”失敗后,蔣介石幾乎沒有給工農紅軍任何“喘息”的機會,就緊接著開始部署實施第三次大“圍剿”。
1931年6月6日,蔣介石發布《為“剿匪”告全國將士書》,聲稱要“戒除內亂”、“剿滅赤匪”。
第三次大“圍剿”,蔣介石親自出馬任“剿匪”總司令,在戰略戰術上:一是集中包括自己嫡系部隊在內的30萬空前規模軍事力量;二是采取“東西封鎖、由北向南”推進策略,一改第二次大“圍剿”時“步步為營,穩扎穩打”之方針,“厚集兵力,分路圍攻,長驅直入”,妄圖“分路圍剿,先將匪軍主力擊破,搗其匪巢,然后逐步清剿”,“再圖根本肅清”。
面對國民黨軍隊突如其來的進攻,紅軍指戰員既未在苦戰后得到休整,人員也未得到補充。更重要的是,紅軍大部隊正遠離根據地,遠在閩北和閩西一帶做群眾工作。
面對嚴峻的形勢,毛澤東、朱德沉著冷靜,在有條不紊地將軍隊收縮集中后,繞道千里,揮師贛南。
由于國民黨軍隊行進速度很快,我主力紅軍向贛南根據地前部和腹部集中,已然無法實現。
面對危機敵情,毛澤東斷然決定,再次實行“千里大迂回”,沿閩贛邊界武夷山脈南下,到根據地南部瑞金再折向西北,直插敵軍背后。
“千里大迂回”、繞道千里、回師贛南,為紅軍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。在如何打破敵人圍攻的策略上,毛澤東確定了:
第一,以由迂回敵軍側后改為中間突破,以少量部隊向贛江佯動,造成敵人錯覺,主力紅軍穿越南北強大敵人之間的20公里空隙,在跳出敵人包圍圈后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,將毫無戒備的敵人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徹底殲滅,由此取得了第三次反“圍剿”初戰——“蓮塘戰斗”勝利。
第二,發揚連續作戰精神,當天下午一時,又發起“良村戰斗”,殲滅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師大部,擊斃副師長魏我威,參謀長劉家祺。
第三,利用“蓮塘戰斗”和“良村戰斗”兩次勝利,調動敵人兵力東向,主力紅軍卻悄悄揮師向西,逆向而行,打擊敵人后方薄弱之處,經過三天長途奔襲,一舉殲滅敵毛炳文師兩個團。
從八月七日至十一日,紅軍連續取得“蓮塘”、“良村”、“黃陂”三戰三捷的勝利,重新奪取了戰爭的主動權。
第四,聲東擊西,利用蔣介石、何應欽“深恐我軍東出撫州”之憂慮,以紅十二軍偽裝為主力,大張旗鼓向樂安佯動,裝出必攻臨川之勢,調動敵軍向東北方向馳援,而我主力紅軍尋隙一路向西疾進,經過一夜急行軍,再次跳出敵人包圍圈。
攀山越嶺、忽東忽西的紅十二軍,牽著敵人的鼻子,將“肥的拖瘦”,“瘦的拖死”。精疲力竭、士氣低落、已無力與紅軍作戰的敵軍,在“兩廣”方面聯軍進攻湖南情況下,于九月四日退卻。
國民黨軍隊退卻,正好是紅軍反擊的大好機會,在毛澤東、朱德的指揮下,紅軍又進行了“老營盤”、“高興圩”和“方石嶺”追擊戰。
至此,第三次大“圍剿”又被我英勇紅軍成功打破。除了“高興圩”之戰打成對峙戰,紅軍六戰五捷,取得了輝煌勝利。
研究學習反第三次大“圍剿”,研究毛澤東戰爭指揮智慧和藝術,在戰略上得到如下啟示:
第一,戰略的靈魂是主動權。
戰爭指導一條極為重要的原則是,力避被動,力爭主動。戰爭中的主動權,集中體現為軍隊行動的自由狀態。
毛澤東曾經說過,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,失去了這種自由,軍隊就接近于被打敗或被消滅。
縱觀第三次反敵大“圍剿”,從疲憊之兵被動應戰“十倍”于己的優勢敵人,從“遠離根據地”,“千里大迂回”,再到“兩次”在強大敵軍“空隙”之間大膽穿插,紅軍終于抓住了敵人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師——上官云相這個“弱旅”,“蓮塘”、“良村”、“黃陂”三戰三捷,使一直處于被動狀態下的紅軍重新奪取了戰爭的主動權。
《兵法》云,“善戰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在企業經營中也是如此,“進退裕如”永遠是企業經營的最佳狀態。相反,“羚羊抵藩”“不能進不能退”的“經營困局”,一定是“忘記了主動權”,“喪失了主動權”的結果。
想當年,任正非孤注一擲研發“3G”,遲遲等不來“3G”牌照的任正非差點跳樓,巨大的壓力是他“十年抑郁癥”的根本原因。
但是,熟讀《毛選》的任正非,為了重新奪回企業經營的“主動權”,采取了“打到外線去”,開啟了“走進亞非拉”,“雄赳赳,氣昂昂,跨國太平洋”的“國際化”之路,由此奪回了“主動權”,華為公司躲過了創業以來最大的“生死劫。”
第二,奪取戰略“主動權”的核心,是“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”。
建國以后,毛澤東曾說過:打仗沒有什么神秘,打的贏就打,打不贏就走,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什么戰略戰術,說來說去無非就是這四句話。
“打的贏就打,打不贏就走”,說的是“靈活機動”;“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”;說的是積極主動。
在整個第三次反敵大“圍剿”中,可謂險象環生,步步驚險。無論是“千里大迂回”,還是“鐵錐鉆牛角”,還是“對敵逆向行”,所有這一切,皆是為了在“積極主動”中,實現“靈活機動”,在“靈活機動”中,掌握“戰略主動”,從而達到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“自由狀態”,依此實現“消滅敵人”、“保存自己”的戰略目的。
在企業經營戰略中,為了擺脫“同質化”的“被動命運”,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戰略學教授邁克爾?波特,在其戰略學名著《競爭戰略》中,提出了“差異化”、“聚焦”和“低成本”三大戰略。
其實說來說去,根本還是個“差異化”問題。與波特的學究氣不同,毛澤東以偉大戰略家“舉重若輕”的胸襟,輕輕松松的告訴我們:戰略的取勝之道就是: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
你打你的,我們不能左右;我打我的,需要我們企業家好好的費一番功夫,拿出“我打我的”那一套“獨特的絕活”來。
否則,接下來的局面一定是不可避免的“戰略被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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